自投罗网——大辩论（下）——那十年之58

（58）自投罗网——大辩论（下）
学习班上的大辩论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
我虽然也在紧跟党的部署积极地对那些“右派分子”进行批判，可是心里总有个小九九。毕竟人家也给我出了专栏。虽然我的专栏标题只是“与众不同的贺继昌”。这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xxx”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对于我的专栏中的娄安达写的那篇文章中有“恶毒攻击”四个字，我越看越觉得不是回事，也想不与他较真，咽下肚子里算了，可总是心有不甘。如果只是心里想想，那倒也没啥说，人家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谁知道你究竟在想什么。真要这样光想不啃气，自己十有八、九能逃过这一劫。因为辩论开始一个阶段以后，班部重新给每个教师排队，当时我被划在“中左”的圈子内。可惜这是组织内定，我并不知情。
我钻了牛角尖，对于那“恶毒攻击”的提法，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自忖自1952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以来，自己无时无刻不在以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要求下积极工作，这些年来自己的工作成绩，领导和群众也都是承认的，怎么也不可能会“恶毒攻击”。于是我想就这“恶毒攻击”四个字和娄安达同志展开辩论。
我想到了就做，立刻去班部领了一些油光纸来，准备写大字报。在准备写大字报以前我也曾想过，辩来辩去会不会把自己辩成个右派。但是我马上否定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因为我相信官方的说法：“右派是客观存在的”。既然右派是客观存在的，一个本不是右派的人，就不可能因为参与了辩论就会变成右派。真理不是越辨越清吗？
对政治的无知，促使自己进行了错误的抉择，写大字报进行辩论
。根本就没有想这写“恶毒攻击”的娄安达，他当时的身份是代表组织代表党。我与他辩论，无疑在逆天行事，不啻于飞蛾扑火，只能自取灭亡。
然而我却实实在在的这样做了。当然我之所以选择与之辩论，也是 出于对党的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我们党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我在参加对一个个右派分子进大辩论的同时，悄悄地在准备写大字报。我找了一间茶厂的空着的仓库，把铺盖从集体宿舍搬到这间仓库。准备好笔墨纸砚，就开始写。一张接一张，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准备把那“恶毒攻击”的提法批驳得体无完肤。
对于自己在写大字报的事，我对谁也不说，就是最要好的朋友也不告诉。实际上只要事先和要好的朋友通个气的话，他们一定会否定我这种幼稚的冲动做法，一定会阻拦我做这样主动往枪口上撞的傻事。
我把写好的大字报一张一张的摞起来，积起厚厚的一叠，足有五六十张了，才拿出去公开贴。
开始，我自己找了一些空着的茶板，这是绍兴茶厂用来制作茶叶时揉茶、凉茶的板。我把写的大字报贴在茶板上，然后把贴有大字报的茶板靠墙立着。当一块接一块贴有大字报的茶板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面前时，就听到有人悄声议论说：“跳出来了！跳出来了！”这时的我已成骑虎之势，这个虎背一经骑上就下不来了。
我不顾他人的议论，接着贴大字报。看我还有一大摞大字报没有贴出，有人来帮忙了。这帮忙的人可不是我认识的朋友，大都是我不认识的人，看来他们是听到这个动静后赶过来的。这些来帮忙的人，帮着我拿茶板，贴大字报，再帮我把茶板竖起来靠墙放置。当空着的墙壁都被放满后，他们拿一些椅子凳子出来，作为立茶板的支撑物。当再也找不到茶板，而大字报还没有贴完时，他们把门板卸下来，让大字报贴在门板上，直至把我写的大字报全部贴完。
这时候我吁了口气，估计他们也嘘了口气。我吁气是因为大字报终于贴完了，接下来我倒要看看写我“恶毒攻击”的人怎么来回答我的质问。他们吁气是因为总算完成了组织交代的这一项苦差事， 接下来是要看这个他们本来并不认识的人该怎么收场。
我贴大字报的时候，正值学习班的“大辩论”，实际上的反右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原本一天辩论出一个右派，这时已经发展到只用几个小时就能辩出一个右派。说实话辩论进行到这个份上，被辩论的人也认了，你说右派，就右派吧，再做无谓的辩论，也是多费口实！
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出现这一大批大字报，大家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这个小子怎么收场。本来排着队在等候挨批判的“准右派”，这时也稍稍的松了口气。
我这次类似于突然袭击的行动，冲击了当时的斗争大方向，干扰了领导的战略部署，不把其压下去这运动还怎么进行！
果然，我贴出这一大溜大字报的当天晚饭后皋埠班部宣布：“明天辩论贺继昌，其他活动暂停。”
跟其他害怕被辩论成右派的人不一样的是，这个辩论是我自己挑起的，我就在等这个时刻。我要看看说我“恶毒攻击”的那个人怎么来自圆其说。
第二天，在茶厂的一间大房间内，上首主席台上的几张桌子凳子后面坐着不少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人，可惜作为班部工作人员的娄安达没有出现在这些人群中。下首围坐的是皋埠区参加学习班的全部中、小学教师140来人，其中包括已经被打出来的一部分右派。
在下首人群中的我，早已在主席台的正对面安排了一顶桌子，一把椅子。我正襟危坐在桌子下首，桌子上放着一个笔记本，旁边放着一支灌满墨水的幸福金笔。我在等待“大辩论”这个神圣的时刻的到来。
一会儿，班部宣布辩论开始。
一个个激动的面孔带着激昂情绪的批判发言，像向我投来一支支利剑，扔来一发发炮弹。我把对方发言中的要点进行了认真的记录，待其发言完毕，我立即站起来，对他发言中的不实之词进行辩论驳斥，我冷静的应付着当前发生的一切。这场辩论从上午进行到下午，直到开晚饭的钟声响起，也没有辩论出个上下头。这时班部辩论的组织者宣布：“今天的辩论到此结束，明天继续！”
这天晚上，我因为在这一天的辩论中没有产生什么负担，倒睡了个安稳觉。
可这晚，皋埠班部和整风学习班的领导显然就不平静了，他们觉得这简直是巴掌里冒出拳头的事，不把他打下去这运动还怎么开展。他们连夜内查外调搜集我的材料，从皋埠区扩展到整个绍兴县范围，再从教师层面扩展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的干部群众。
这个阶段，正好我曾经工作过三年的倒址村有个叫陶万张的贫农作为干部的培养对象，在绍兴县里参加建党学习。而倒址村接任我的民办教师陈云炳也和我一起在皋埠班部学习。陈云炳曾经因为没能按时能到民办工资向我诉苦，我还特地来回跑80余里地去了一趟倒址，帮助解决他的困难。估计是组织上找他了解我在倒址工作期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他对我没有具体了解，于是由组织安排外调，到正在县里举办的建党学习班，找到陶万张了解情况。终于从陶万张的口中他了解到1954年统购统销中，了解到我“破坏统购统销”的铁的事实这发重磅炸弹。
第二天的辩论无论从气氛还是辩论的内容都进一步升级了。如果说头一天的辩论多少还有点规矩，没有胡说八道，乱造无量殿，这第二天绝对不按常规出牌了。尽管我还是把每个人的发言都重点记录，只是今天那个笔记本早就不知去哪了，凭记忆，记忆力最强，也只能记些太过于特殊的，那些近乎天方夜谭的事，一般的事早就忘了。
在我的记忆中有三件被揭发的事记得特别清楚。
第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是不知道被组织从哪个区搜集过来的教师沈子明的发言。
沈子明的发言揭发说：“贺继昌的组织档案中记载的家庭成分“工人”是伪造的，他家祖祖辈辈都是当官的，他家是大地主！”
组织上找沈志明了解情况应该说是对路子的。因为沈子明和我一样也是绍兴斗门人。我们两家是街坊邻居，他家与我家相距不过50米。再加她姐姐的夫家和我家有着特殊的关系。他姐夫的父亲周章贤曾经是我家的老管家。家里能用得上“管家”，肯定不是一般家庭。他举报的“他家祖祖辈辈都是当官的” 是确有其事。所以听起来对于他举报的“他家是大地主”似乎存在着一定的可能性。只要看现在那些当官的，有几个不是百万、千万甚至是亿万富翁。在能置买田产的社会不要说大地主，恐怕得用上太地主甚至太太地主吧！ 可惜与我家转亲带故的沈志明不知道周章贤担任管家时的主人——我的曾祖父，就像绍兴太守汤绍恩那样，死后被当地百姓立庙塑像，四时八节受香火供奉。曾祖父没有给家里置办一分田地。家中其他当官的虽没有被立庙塑像、香火供奉，但大都是有口皆碑，他们同样也没有给家中留下田产和什么值钱的东西。所以家里后人只能做工，以工资为生。故而导致土改时人民政府给我家评了“工人”成分。对于这样的举报，再来看见沈子明这个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跳梁小丑。
第二件记忆深刻的事，是为了证明我是反革命家庭出身，由当时我所在的永乐小学教师吴志芳揭露的。她说：“贺继昌的祖母是个宫女” 。 “宫女”势所必然拥护封建皇帝。既然拥护封建皇帝必然反对共产主义革命，如此推断倒也符合逻辑。然而，我祖母真是“宫女”吗？，怎么我不知道呢？吴志芳从哪儿得到的这份信息资料？  
直到前几年到上虞参加老友聚会时，陶云老师还问我说：“整风辩论时说你祖母是宫女，真的吗？”我说：“我祖母虽然在前清时已经长大成人，但是她出嫁前从没离开过绍兴城里观音弄汪家，汪家的大台门和邵力子家的小台门是对门，58年那时候邵力子还没死，他应该能证明这点 。祖母出嫁到斗门我家后，除了有时往返于绍城与斗门之间，从来没有去过其他地方。不知道是谁向吴志芳提供的这份炮弹。
第三件事揭露我破坏粮食统购统销，这是当时倒址教师陈家炳参加外调从陶万张*那里搜集来的信息。这倒确实是发重磅炸弹。
陈家炳发言说：“贺继昌1954年 在倒址村破坏粮食统购统销。他把政府供应给他的每月30斤的定量大米，都让给了农民，跟农民换麦粉吃。”
马上有人就接着冲我发言说：“统购统销政策规定‘（供应户）供应什么吃什么’！‘（农业户）产什么吃什么’！，而你，国家供应给你的大米不吃，和农民换麦粉吃，公然对抗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是破坏是什么？”
不了解情况的人，听这些义正辞严的发言觉得还是很在理。但知道当时具体情况的倒址人就不那么认为了。否则也不会出现当他们得到这个消息后，干部群众联名写信给整风学习班领导为之申辩了。至于回村后的陶万张简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从此以后就没有翻过身来，那是后话，暂且不表。
原来1954年政府动员农民卖余粮。其余粮的定义是“到麦子能收割时农民家中还可能留有的稻谷 ”。根据政府的这项规定，倒址村的农民把稻谷余粮卖出，麦子收割后，就吃麦粉。尽管绍兴农民对吃麦子没有大米感兴趣，但是国家既然这样规定了，农民的大人们也只能勉为其难。可小孩就不一样了， 尤其是刚出生的婴儿，因为母亲由吃大米改吃麦食，一下之不适应，导致奶水缺乏。本来缺奶的婴儿当地人都喂米糊（大米面的稀饭），现在稻谷都卖出去了，只能喂之以麦粉糊（稀饭），可小孩普遍不愿吃这种麦糊。不愿吃麦糊，奶又不够，孩子只能哭。那时到处可闻婴儿的哭啼声。在这种状况下，我那每月30斤大米的供应量，怎么还能顺利下咽呢？于是我向村支书陈茂华提出，由村里安排，把我的口粮大米提供给有婴儿的家庭，每家2斤，他们则给我等量自家磨制的土麦粉（连麦麸都磨在一起）。我也只能以这种方式，略尽心意罢了。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由于没有了大米，我天天吃麦糊涂或者面疙瘩，一天三顿净吃这些都厌腻了。
谁知在短短几年后，这件事竟为被作为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罪证，成为反党反人民的唯一罪证。怪不得中华文化传承中有一句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接着陈家炳提供的材料，有的人还义正词严的声讨说：“大米便宜，麦粉贵，你是在占农民的便宜！”
因为我据理力辩，第二天的辩论又到了开晚饭的时间。眼看这样辩下去肯定得不出什么结论，批判会的只能最后由主持人拍板了。
主持人说：“这样辩下去还有什么意义？不用辩了！‘右派’！‘右派’！”
可不，以一己之力，敢于对抗组织的“辩论”而不落下风，这种辩论还怎么能进行下去呢？这叫站在这些人后面的支持者情何以堪。既然说不服，那就压服。千斤重担压下，你不服也得服。除了这种下场，别无二选。
主持人落地有声的“右派”，像一帖清凉剂，使我清醒过来，原来如此。
我这才清楚，这是在自投罗网！
注:
*陶万张,皋埠陶堰倒址村贫农，我的朋友。
1957年1月，我就要调离倒址时，在一个下雨天，他来看我。那时天很冷，我看他还赤着脚，穿了一双草鞋，就把自己脚上穿的那双刚买来的双钱牌半高腰雨鞋，脱下来送给他，自己换上正准备扔而还没有扔掉的那双旧雨靴。对于他提供的那发炮弹，我也是有点怀恨，以后我去倒址见到他时都不想搭理他。
而倒址村的干部群众更把他看成是导致他们的老师遭殃的人，因此他的候补党员和候补干部资格都泡了汤，最后他默默无闻啥也不是。
但是经过一个甲子之后，在我码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陶万张当时在绍兴县建党学习班上接受整风班部去人外调时说的话，未必是为了向他们提供攻击我的炮弹，而是想为我开脱而说的好话，叙述的是他认为的好事。因为他的理论水平根本达不到这种能把关心群众的事分析到“破坏”、 “反党”的高度，包括陈家炳恐怕也认识不到这种高度。但是外调一般都需两个人。那个和陈家炳一起参加外调的，肯定是组织上信得过的，水平较高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把这件事分析到这样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