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辩论（中）——那十年之57

（57）大辩论（中）
信誓旦旦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还在人们的耳边回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xxx”的大字报专栏就铺天盖地而来。
仅仅有中小学教师140人左右的皋埠区，被出这样的大字报专栏先后有17个之多，外加“与众不同的xxx”专栏。合计专栏有18个之多。这18个专栏中的人物，在班部内进行的“大辩论”中，统统被辩论成为右派。其中涉及到的角色，被皋埠的业内人士戏虐地称呼为“十八个头”。可以想象，整个学习班的十个班部能贴出多少个专栏。以每个专栏平均十张大字报计算，这个学习班在大辩论阶段贴出的大字报到底有多少了。估计在数量上会大大的超过学习班全体成员大鸣大放所贴的大字报的总和。
辩论如果真的是在双方间展开,恐怕用两个茶厂也容纳不下这些大字报。惜乎有一千四百教师参加的学习班中被辩论的人虽然超过10%，然而，除了我这个“与众不同”的以外，在辩论开始后再没有见第二个人写过一张大字报对专栏中的指责进行反驳。
看到这里，读者必然会以为，这些被专栏揭发的人，肯定在鸣放时写了些什么反党反政府的大字报被抓住了。可我在这里可以清楚地告诉大家的是，在皋埠的18个头里面，除了鲁宗宪写过一张“我太天真”和本人写过一张“云南侧影”外，其他的16个头都没有说什么出格的话，就是说了最多也只是“什么地方有堆垃圾该清理了”，或者是“哪儿有个大粪缸该掏了之类”无关痛痒的上不了纲线的话。
说老实话，如果我们的整风学习班要是安排在57年夏天进行的话，在各级领导的层层启发下，向党政领导提意见的人肯定是不会少的。但现在是58年一月，此时举国上下在运动中被“阳谋”打成右派的实际人数大大的超过百万。这百万沦为右派的人的处境已经广为人知，作为基层的一个个的小巴拉子，谁愿意去蹈覆辙自讨苦吃。事实上我们学习班上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出身不好，或者在旧社会工作过的教师普遍人人自危，大有柴树叶片掉下来怕砸碎脑袋的感觉，不管阳谋阴谋，少说为最谋。
在我们绍兴县一千四百中小学教师参加的学习班上，唯一敢出来公开向领导叫板的无非就是倪振威一个。况且他叫板的还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见还有第二个教师敢沿着倪振威的路跟着走。我打心里佩服我这个同班同学的精神和勇气以及看问题的高度，我自愧不如。
既然大家都少有啃气，那么，这么些大字报专栏中的一张张大字报所揭发的材料是从哪儿来的呢？
原来，这得归功于绍兴县文教部，只是由于县文教部的积极努力，通过一些教师中向党靠近的积极分子组成的“专业”队伍，对这些被专栏教师的平时言论行动进行不遗余力的挖掘、搜集。其实就在动员大家进行大鸣大放的同时，文教部正紧张地对内定的这些人的材料进行梳理，然后组织专人把这些梳理出来的材料写成大字报，汇集成一个个专栏贴出来作为大辩论的实质内容。如果再仔细的分析一下的话，这些被贴出专栏的教师十有八、九都是出身地主、资产阶级，要不原来就是些在国府工作过的旧人员，其中一些本来就被称为“反革命”。
有脑子的人，几乎不用想就能明白，整风运动在全国铺开已经大半年，到处都是被打出的右派的状况下才进来参加的人会不接受教训，会没有戒心，尤其是这些已经被称为地主、反革命等资产阶级阵营的人。
但是他们这些人虽然在学习班上没有说这说那，不见得平时就没有说过几句对这个或那个不满的话。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要问，那些平时闲聊中说的话，领导怎么掌握的？这样问的人就太不懂党的领导艺术了。再说整风运动也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么，群众发动起来问题就解决了，就那么简单。
我看到批判王和通和沈功宇的专栏中有一张大字报中揭露了一个有共同性质的问题，那就是“恶毒攻击统购统销”。专栏揭露他们说过：“市场上猪肉买不到是因为都出口到老大哥那去了！”这件事并非无中生有。因为大概在1955年一次陶堰教师集会时，我听王和通老师和沈功宇老师确实说过这样的话。我还记得，那次王和通老师说：“我有一次上火车站，看到有许多生猪都在等着上火车，据说是运到苏联去的，怪不得市场上买不到猪肉！”问题是王和通几年前说过的话，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学习班的专栏中，成为大辩论材料。
这些个专栏上发表的检举揭发的大字报一张也没有落款，没有一张是署名的，但这无关紧要，因为这都是领导安排的，他们不需要对被揭发的人负责,看的人都心知肚明。
大辩论是按照班部出的专栏的顺序进行。说实话我自己当时虽然也置身于其中，但并不怎么关心别人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也被陷进去了，尽管还只停留在“与众不同上”，但后脊梁已经感到发凉了。我在琢磨自己到底是咋回事？我想，没有说我反党法社会主义说明我和其没有沾边。我反复琢磨这个“与众不同”，想来想去居然觉得给我冠上这么个名头还挺合适，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个性偏要与众相同呢？这么一想，宽慰了一半。
但是我的专栏虽然没有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标题,可专栏中的八张大字报中的一张有一句话用了“恶毒攻击”四个字。估计因为我写过允南侧影的大字报，而允南当时是学校领导。站在领导的角度说你“恶毒攻击”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我就对“恶毒攻击”这四个字有意见，怎么看怎么不舒服。从字迹看此文应该是本班部工作人员娄安达的杰作，我琢磨着应该跟他辩论辩论。
正在我琢磨自己的问题时，班部的大辩论开始了。
辩论是以班部为单位进行的，所以我只了解皋埠班部的情况。
辩论显然在双方之间进行，只不过辩论的一方有一大群人，他们有一个算一个都代表人民代表党。而被辩论者只有当事人一个，没有人傻到会去帮被辩论者说话的程度。
到底是谁享受这破题儿第一遭，我还真记不起来了。依稀能记得的是开头的一伙辩论对象是郑德培、王和通、沈功宇、吴存模、谢尔增，任国贤等。
辩论谁，有谁发言开始都是由班部统一安排，用的都是在专栏中揭发的材料。最后就由各人自由发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先有人义正辞严的对辩论对象进行揭发批判，开始还允许被辩论的人进行申辩。但是不管他怎么进行申辩，结果总是由班部宣布这个被辩论的对象为右派分子。
辩论开始时辩论出一个右派要花一天的时间。后来大概领导者觉得这样进度太慢。于是辩论一个右派的时间缩短到半天。后来被辩论者发现不管你怎么解释也不行，也就什么也不说，你们爱说啥就是啥，死活论堆了。这样辩论的时间就越缩短了。
随着一批批右派的被辩论出来，尽管他们并没有写大字报提什么意见。这证实了官方大肆宣扬 “右派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放置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班部开始组织辩论右派的时候我也参加发言。说实话当时的我绝对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我的发言肯定站在党和组织一边，根据揭发材料对被辩论者进行分析批判。只是我的分析批判虽然也对被批判者上纲上线，但没有达到无限的程度，更不曾对谁进行过无中生有的歪曲污蔑，所以并没有引起那些被批判者的反感。记得，辩论吴存模老师结束后，他碰到我就说：“小贺，我现在有三顶帽子了，地主，反革命，现在又加上右派！”尽管在辩论批判他的会上我也发言了，但他显然对我没有什么反感，否则也不可能这么对我说。
要说，我对吴存模可是有点特殊感情。因为他是原浙江省主席陈仪的连襟。而陈仪在北伐担任国民革命军徐州军区司令的时候和我外祖父吴采之同过事，他们俩还义结金兰。但是外祖父和陈仪的关系我从来没有向吴存模透露过，只是平时见了他比较尊重而已。
吴存模是科班出身的艺术家，在陈仪任台湾省长的时候，吴存模担任台湾国立艺术馆馆长，后来又在浙江的国立艺专（现中国美院的前身）任职，这当然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了，不管他是否对革命表过态。解放后他在绍兴县皋部小学担任美术教师。开始时他对于自己被打成右派觉得无所谓，和我说话时还幽默有加。但是当他的才17、8岁的儿子吴瑞芝（美术教师）也被宣布为右派后，他的精神支柱垮了，元气没有了，从此再也听不到他幽默风趣的话语。带帽后不久，50来岁的他就撒手人寰，痿憋而死。他的儿子吴瑞芝虽然熬到平反改正，但终因抑郁成疾，改正后没有几天，也随父亲而去。这是后话，尽管毛主席的一贯指示5%早就超过，大批判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