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钟文先生天堂之路平安

阮钟文先生天堂之路平安

阮先生走了，享年九十有五。他没有任何器质性的病变，平安的睡过去的。

2月26日那天，我在游泳馆游罢泳骑电瓶车出来的归途中，突然手机铃声响起，家中老伴告诉我阮老仙逝的消息。我的家庭电话是阮老在弥留之际，间隙性清醒的时候提供给子女的。

阮老一走，他儿子就给我家去了电话。老伴收到电话后，立即打我的手机。

我赶回家后，把游泳的东西往家一扔，就又骑电瓶车出发直奔城西。

阮老家住城西西小路，我家住城东环城河边。以前我去他家总是先沿环城河向北，到胜利路90度拐弯走的。这样一直一横距离虽长一点，但路宽敞，兜绊少。

这次我急于赶路，走斜线穿城而过。路上一碰到红灯就拐弯而行，一路上不做一丝停留，一直到西小路他家与阮老见最后的一面。

见到阮老安详地躺在那里，我轻轻的抚摸着他的遗体，口中念叨：“天堂之路平安，阮老走好！”

阮老50年代初就是绍兴县教育局的业务局长，我52年当的教师，他当之无愧是我的老领导。在最近的20余年的交往中，他更是我的良师益友。


我的多半辈子有过无数领导。其中既有对工作认真负责，有对人善良诚恳的，也不乏对渴望上进的年轻人关怀备至的人。当然不可避免的也会遇上一些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丑恶人物。也有头顶虽生疮，但脚底还未流脓者。只是这部分丑恶者不是我今天的帖子要说的。

我要说的这位阮先生是我接触的领导中既对工作认真负责，又对人热情诚恳，并且对年轻人关怀备至这三者同时兼备的领导者。

其实在五十年代我和当时的阮局长还真没有过接触。

那时我只认识青田籍的周攘夷局长。我之所以认识周局长，其一是我在皋埠倒址村当了三年教师，而在倒址村负责搞土改的就是周攘夷，他在担任教育局长后和倒址村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在那的工作情况他当然了如指掌；其二，周局长的老婆王玉珍在柯桥小学担任教师时和我是同事，我们在一起能说上几句话还比较合得来，她回青田老家时还带来一块刻有“能做声的做声，能发光的发光，有一份热发一分光”字样的青田石的印章料送给我。

而当时周、阮两位局长都是负责教育、教学业务的，有关教师的情况他们也做一些交流，正因为这样阮局长才知道小学教师中有我这个人。

我和阮局长的第一次接触，在1980年。

那时我已在北大荒一所九年制的学校担任负责，工资收入也早已超过1958年整风前。但是因为58年在绍兴县整风时挨过整，就存在一个落实组织政策的问题。

可奇怪的是当时邓伟石主政的绍兴县教育局说我是民办教师只需口头落实，无需组织落实。

其实一个教师，是否是国家的正式干部，查查他的档案就行。只要在党和政府的组织部门有干部人事档案可查的，无疑都是国家干部。

不知道那时绍兴教育局那帮人是否都是弱智。他们不去翻看伸手可得的组织人事档案，却费劲巴拉胡的到处找人写证言，来证明贺继昌是民办，不是国家正式教师。有意思的是有些有头有脸，且并非智障的人，如东湖中学校长唐永堪，教师吴志芳，原柯桥小学校长宋云南都能写出这样的文字证言，还都签了名盖了章。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寻找能证实我是国家在编教师的证言。

我首选的是找老局长周攘夷，可他此时已经被政府动员去巴西接他老子的班到里约热内卢担任华侨总会会长去了。当时还没走的周夫人，王玉珍告诉我说：“你的情况阮局长肯定知道，你不妨去找找他！”她告诉我阮局现在齐贤区中学担任生物教师。

我赶到齐贤，见到阮先生说明情况，他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你的情况我了解，周局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不止一次说到你”。他一点不含糊的为我写下了国家正式教师的证言，还为我买饭，留我在学校吃的饭。

后来虽然我被承认为国家正式教师，但是绍兴县局不同意我落实政策回绍兴，他们说：“你一定要回来，工资只能恢复58年的40元，你现在领的47.3元我们不承认；你现任中学校长我们也不承认，回来你只能当个教师，不能当校长！”当我说就这样我也愿意回来时，他们使出了杀手锏说：“你回绍兴来，我们只能接受你一个人，你的老婆、儿子、囡，我们都不管！”这一招可把我给将死了，我总不能扔老婆、儿子、囡在北大荒自己回绍兴来吧！

一晃眼又是十余年过去。北大荒的知识青年返城已走了十有九九，就是老干部也都想着往老家调。我老伴让我到山东去，因为她的表哥在那当县长，我不愿去山东，只好同意到绍兴来活动活动。

1993年，我工作地的水泥厂党委可能是考虑到我这些年在学校的付出，同意我离职返回绍兴，给我的条件是：“离职期间职务保留，工资照发，只是奖金取消，如逢提工资照提不误，能办回绍兴最好，办不成回来仍当校长！”

这样，回来就有时间找老关系帮忙了。这个老关系中显然和阮钟文先生的联系是经常的。

1995年初，在和绍兴市文联主席、市政协副秘书长阮庆祥取得联系后，在他的帮助下写信和绍兴县委C书记进行联系，C书记把收到的信加批示后转到绍兴县委组织部。

组织部干调科见信后，立马写了一封公函回给我。大概C书记批示中提到能否从落实政策的角度考虑一下。

所以回函说：“你的政策落实过去都15年了，现在已经不存在落实政策的问题了，这方面我们实在无能为力”。

当我拿了县委组织部干调科这封公函去到绍兴县政协，找时任县政协秘书长的阮钟文先生时，阮先生领我去到县教委办公室见章宝齐主任。

章主任看过这封公函后的第一句话是问我：“你现在退休了没有？”，我还没有回答阮先生就接口说：“他在原单位是挂职回来的，还没有退休！”

章主任连声说：“没有退休就好！没有退休就好!”他接着补充说：“他们不调我们调！”

这也得益于当时的国家由于人才断层亟待修复，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破格录取人才的措施，为科技人才的跨省调动开绿灯。其中之一就是教委一级组织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调需要的教师。

估计关于我的调回的问题阮先生和章主任事先就有过联系沟通，所以凭借政策的东风，他当时就能拍板。

实际上跨省的调动的手续还得由县委组织部来办。出面与对方沟通、交涉，都得组织部具体操作。但此时对于组织部门来说，已经不是落实政策而是人才引进的问题。对于我来说，横调也好，竖调也好，反正都是回绍兴，雌狗、狗娘本是同一回事。但是对于组织部门来说却不一样，这次是名正言顺的科技人才引进，可以冠冕堂皇的来办。

就这样在阮先生的密切关怀和教委章主任、组织部陈长兴部长等的具体帮助下，我得以顺利从黑龙江调回绍兴，工作半年后办的退休。老婆、子女也都顺利办回绍兴，各有所业。

学校退休后在企业又干了五年的我彻底退休，弹琴、唱歌、打台球、游泳以及写博客，一句话吃喝玩乐样样俱全。

从此我每年春节都要去到阮钟文先生家中拜年，共话过往，展望未来。

现今，阮老已经仙逝，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悲痛之余，只能衷心的祝愿阮先生天堂之路平安！2018.3.8